城镇化发展已逐步进入灾害高风险区域 新房子更危险

新房子危险，老房子安全，你可能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结论，但这并不是玩笑。

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2010年曾发生“8·7特大泥石流”灾害的甘肃舟曲。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教授、亚洲巨灾研究中心专家刘树坤告诉《华夏时报》记者，从灾害发生前的照片可以看出，在舟曲，矮的、老的房子都位于高处，也就是受泥石流影响小的位置；而高的、新的楼房则都位于山脚下，这里正是后来受灾最严重的区域。

为什么会是这样？原因之一是新开发区在选址时，往往倾向于地价便宜、移民较少的区域，而这些少有人住的地方，往往是灾害发生的高风险地带。

四川大学-香港理工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教授顾林生告诉本报记者，按照要求，新开发区在做规划时其实都会考虑灾害风险。但是，地方政府出于招商引资的目的，往往会刻意隐瞒这些信息。

刘树坤建议，国家必须建立一整套“国土风险管理体制”，然后尽可能地采取措施，将风险发生时产生的损失降到最小。但现实问题是，技术上虽然可行，钱从哪来？

新区选址

日本著名水研究专家高桥裕曾提出一个观点，随着城市化的发展，发生同样的洪水灾害时，老房子一般受灾害影响较小，而新房子则受影响更大。

道理很简单，人类发展是从村镇到城市一点一点扩大范围的。古人在为城市选址时，也非常注重抗灾等因素，所以优先占据了安全的位置。而现代化以后，新选址的区域往往就是发生灾害风险更大的地方了。

刘树坤告诉记者，上世纪90年代，他曾经去深圳考察过一次水灾。那是深圳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的一家台湾企业，刚刚建厂，尚未投产，就遭遇了一次大水。“深圳这个地方‘寸土寸金’，政府搞开发区只能选择新的区域，结果忽视了灾害风险。”刘树坤表示。

更典型的是舟曲，刘树坤向《华夏时报》记者展示了一张泥石流发生前的舟曲城区照片说，“一看到这张照片我就担心，因为这个城市的选址非常不合适。它的很多房子其实都位于上一次泥石流发生后冲击出来的堆积体上，而这个地方是最危险的地方。”

“舟曲的例子给我们敲响了一个警钟，就是我们的城市化发展太快，使得人类活动进入了灾害的高风险区。”刘树坤说。

刘树坤告诉记者，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，还没有人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，国内也严重缺乏在开发区灾害风险研究方面的专家。但事实上，全国这方面的例子比比皆是，记者查阅资料后发现，根据公开报道，开发区遭遇暴雨灾害的案例非常多，范围涵盖河南、江苏、贵州、广西、湖北、四川、新疆、福建、山东、吉林等多个省区。

谁的责任？

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？首先要从开发区的选址来解释。一般，地方政府要新建一个开发区，老城区往往由于人口稠密，土地价格昂贵而被舍弃。而地价便宜、移民少、容易拆迁的区域，往往正是不安全的地方，所以没人居住。

作为规划专家，顾林生对记者表示，按照要求，开发区在进行规划时必须要研究环境承载力、土壤地质条件(如是不是盐碱地)、发生洪水的概率，以及是否位于地震断裂带等，要考虑防洪、防火、爆炸、盐碱地、海水倒灌等很多因素。

但是，科学规划与行政判断往往存在冲突。更重要的是，现在所有的开发区规划都不会征求周围公众的意见，而开发区规划是否合理，会不会给周边民众带来不便，有没有污染，公众同不同意，所有这些都无从知晓。

顾林生表示，地方政府之所以这样做，根本原因还是过去的官员考核方式，使得他们重视GDP高于一切，而建开发区又是提高GDP最立竿见影的抓手，所以他们才会为了招商引资不惜刻意隐瞒灾害的风险。

因此刘树坤认为，政府应该在灾害管理方面承担起责任来。“尤其是国土部门，现在是重开发利用，轻风险管理，未来国土部门一定要承担起灾害风险管理的主要责任。”

呼唤风险管理体制

在刘树坤看来，国家需要建立一整套“国土风险管理体制”。

这套体制应该包含以下主要内容：首先，要摸清哪些土地是适合开发的，哪些不适合开发；其次，要向社会公众告知，土地是否存在灾害风险；第三，在新建开发区时设法规避这些风险区域；第四，如果实在没有办法规避，就要尽可能地采取措施，将风险发生时产生的损失降到最小；第五，要有风险分散机制。国外有洪水保险制度，而国内目前开展这项业务的保险公司还不多。

“这应该是一整套体系。在国外，如果一家企业位于灾害的高风险地带，去银行贷款时就会遇到麻烦，保险公司也有可能拒绝为它保险，但这些制度中国目前都没有。”刘树坤说。

在降低灾害损失方面，技术上已经有很多解决方案了。“但困难的是资金。”刘树坤表示。

防灾科技学院副教授唐旭东也给《华夏时报》记者举了一个例子，某沿海开发区其实存在淡水资源不足的问题，达不到建立开发区的条件，但地方政府还是强行将项目上马。他们目前采取的办法是超采地下水，而这极易引起地面沉降，或者海水倒灌，污染地下水源。要想解决，只有采取远距离调水的办法，不过这样做成本很高，地方政府很难承担得起。

另一方面，也是因为做这项工作没有回报，所以地方政府缺乏动力。但在刘树坤看来，这是城市的基本生命线，最重要的事，所以政府必须承担起责任来。